西方哲学史论文

篇一:西方哲学史论文

作为一个哲学爱好者,面对诸如哲学是什么此类的问题,如果你能确切地给出答案,那么,我恐怕会不无遗憾地说:你眼中的哲学已经出现了式微的表征。这表征正是由于思考的匮乏、关注度的降低造成的确定性。但当我读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我有了欣慰的理由。它不像其他哲学史著作那样艰深晦涩,罗素的这本哲学史让哲学回到了它本真的状态,使哲学根源于人的心灵,紧扣生活,关注现实,激发思想,增加智慧,读起来鲜活生动,富有人情味,让人感觉可亲可爱。

伯特兰罗素不仅作为一个哲学家有显著的贡献,而且他还在数学、逻辑学、历史学等领域均有所建树,甚而积极投入到和平主义的社会活动中去。他于 1950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地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在哲学上,罗素最大的贡献是和G.E. 摩尔一起创立了分析哲学,此外他还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和哲学史方面做出过贡献。他认为,哲学和数学一样,通过应用逻辑学的方法就可以获得确定的答案,而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发现一种能够解释世界本质的理想的逻辑语言。绝大多数分析哲学家缺乏历史感,忽视历史问题和历史研究,而罗素却对历史和历史理论终生嗜之不倦。在政治上,罗素的思想注重经验性,因而他的政治见解具有经验性和现实性,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他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反对一切反抗行为所怀有的那种天生的激进态度和同志感情。他对社会主义者反抗贫困的斗争深表同情,因而他的自由主义并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而是具有浓厚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作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和社会思想家,罗素数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教育、伦理、婚姻、社会改革、历史、政治的探讨以及女权主义运动与和平运动。他的探讨和活动改变了人们对生活的态度,使无数人走进哲学,他的知识成果在全世界开花,郁郁葱葱。

1945 年出版的《西方哲学史》是罗素应巴恩斯艺术基金会讲授西方哲学史所做的讲稿,这本书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西方哲学史》全称是《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它全面考察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 20 世纪中叶西方哲学思潮的发展历程。罗素将哲学看作某种介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他认为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来自科学和宗教两方面的影响,并据此把西方哲学发展史划分为古代哲学、天主教哲学和近代哲学三个时期,揭示了在哲学的发展历程中,科学与宗教、社会团结和个人自由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与哲学交互作用的。在世界哲学理论宝库中,由名家撰写的《西方哲学史》不止一部,而罗素的这部著作却颇具特色。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它所论述的主题:哲学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的独立的思考,而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人们生活的环境在决定他们的哲学上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反过来他们的哲学又在决定他们的环境上起着很大的作用。作者把哲学家既看作果,也视为因,认为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正因如此,全书在讨论哲学派别和哲学家时,往往并不看其学术地位,而是按照其对西方哲学发展的影响来决定详略取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此书上、下两卷约 80 万字,但作者学识渊博,又曾获诺贝尔文学奖,因此书中文字优美流畅,旁征博引,读起来并无枯燥晦涩之感。

罗素在书中对哲学所注入的史的观念是一大特色,所以本书的全称是《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他不只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西方哲学的发展,同时还注意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所以国外有学者把此书视为历史著作也是情理之中),这是与其他西方哲学史著作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他在序言里宣称,由于哲学乃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因此他要求自己对于一般历史的叙述,要比一般哲学史家所做的为多。而因为罗素本人有极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做到这一点毫不费力。他重视历史运动中的统一性,在很多章节的前面,他插入了不少纯粹社会史性质的篇章,例如在叙述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时,加入关于希腊化时代的知识;为更清晰介绍经院哲学,他以专门的几个章节介绍了中世纪史及基督教发展的知识。罗素在评价任何一位哲学家时,都尽可能将其置入到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中,充分表现出他的哲学与作为他的哲学的原因的社会价值观念。借用他本人的说法:对哲学家有同情的理解,是站在历史学家的角度对哲学家所应有的同情的理解。

客观地说,《西方哲学史》只是罗素哲学研究的一个副产品,而且其丰富的哲学主张并未在这本著作中留下太深的烙印,他坚持的一贯的客观、解释的立场甚至在书中以反方向呈现。但是,他在书中注入的崭新的哲学观仍令人印象深刻。罗素在序言中给哲学下了一个定义(尽管与他在其他场合所作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哲学,就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知识所不能肯定的失误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他认为哲学的作用在于使我们避免过于相信科学而变得麻木不仁或者因过于依赖神学而变得狂妄傲慢。这恐怕就是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评价哲学家的标准,例如对康德和杜威的批评。罗素的哲学目标是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运用逻辑分析来寻求人类知识的基础和科学可靠无误的证据。这表现在《西方哲学史》中,是他在很大程度上用矛盾分析法(寻找哲学家理论或思想的内在不统一)作为评价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和体系的优劣的标准,比如对洛克的分析,如他所说,对后世也对他本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在逻辑上是有缺陷的。因此尽管他在洛克身上花了不少篇幅,还是认为洛克的哲学思想从纯粹意义上来说算不上优异的。

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罗素在取材和评价上采取了不同的参照体系的标准:取材主要取材于该哲学家所产生的影响。即使罗素认为,在整个哲学史发展过程中,尤其在认识论方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后世产生的坏的影响比好的影响要多,但正因其影响之巨大,纵观全书,他们所占篇幅无人可比。另一方面,在评价该哲学家的哲学观念本身所具有的优异性时则采用了另外的参照标准,罗素作为一个深受经验主义传统影响的逻辑分析主义哲学家,他不自觉地将这一标准分解成两方面:体系的内在无矛盾性和知识或者思想的客观可靠性,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符合常识性。

陈少明先生在《哲学史研究中的哲学意识》一文中指出,哲学研究包括哲学史研究和哲学创作两大类,从功能上看,哲学史可以分为两个类型,一是提供哲学知识,一是启发哲学创作。(《哲学动态》1997 年第 12 期第 14 页)而罗素,恰恰是一个在哲学史和哲学创作两个领域都做出了极大贡献的哲学家。在哲学创作方面,他在哲学史上开创了一种至今仍被广泛应用且占据极其重要地位的哲学方法逻辑分析,这被认为是他对后世的主要影响;在哲学史研究方面,他同时做到了提供哲学知识以及启发哲学创作,他的这部《西方哲学史》被誉为写出了一种绝大多数人都喜欢读且仅有罗素才能写出来的哲学。

篇二:西方哲学史论文

国内大学开设西方哲学史的课程由来已久,据北京大学赵敦华教授在其所著《西方哲学史简编》中所述,早在1918年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就已开设有西洋哲学史大纲课程。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深人影响,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哲学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一道,成为高校哲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30多年,哲学专业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各大高等学校逐步设立门类齐全的哲学专业,思想逐渐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单一走向多元,哲学专业教育和教学改革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重要的成就,逐渐走向系统化、规范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内高校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西方哲学史的课程越来越丰富和多元,其研究也越来越具体和深人,相关的专著和译著越来越多,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层出不穷,与国际学术同行的交流越来越广泛和密切,更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爱并投身到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中。

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门热爱智慧、追求智慧的学问出现的。从古希腊哲学一开始,哲学的本意就是爱智之学,是对智慧的一种热爱和追求。当以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为首的所谓智者(sophist)以拥有智慧自居时,苏格拉底却坚持认为人的所谓智慧没有多少价值,甚至根本没有价值,真正的智慧只有神才配享有,而人充其量不过是爱智慧而已。正因为知道自己没有智慧,人自知其无知,才是真正的大智慧,才是我们追求一切智慧的起点;才会如此地热爱智慧、向往智慧、渴求智慧,乃至去追求智慧,这就是哲学。所以,哲学本质上并不侧重于一种现有的或既定的知识,而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考状态、一种系统性反思和批判的思维活动。从这一点上来说,思想史的学习以一种概要化的方式为后来的思想者展示前人思考的阶段性成果,经典原著的阅读重现了前人展开思考的具体过程,而对哲学问题的持续思考则是不同时代、不同处境下的不同思想者之间展开深人的思想互动、思想砒砺的真正桥梁和纽带。因此,思想史的学习、经典原著的阅读和哲学问题的思考为我们呈现出的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衔接的完整的哲学之思。

从宏观层面上讲,把思想史的学习、经典原著的阅读和哲学问题的思考三者有机结合起来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要从理念上回归哲学的本质和哲学教育的本质,以真正哲学性的方式来展开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实践活动。不把西方哲学史当作一套既有的、固定的和僵化的知识体系,而是用一种自由、开放和对话的心态去学习西方哲学史,同情地去理解并拒绝以贴标签的方式来简单化地看待和处理西方哲学和西方哲学家的思想,要学会用每个哲学家的眼光去看世界,把西方哲学史的教学看作是一场场充满了自由批判、自由思考和自由探索的思想自由对话,从而回归到哲学教育和哲学学科的真正本质。从具体操作层面上讲,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和途径。

本文力图探索出具有一定可行性和实际可操作性的教学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案,以便真正有效地把西方哲学史、思想史的学习与西方哲学经典原著的阅读理解,以及针对西方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与讨论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最终形成较完整的计划和方案,这些计划和方案具有一定的实际可操作性,能够运用到实际的西方哲学史教学活动中去。将基于问题和原著阅读的西方哲学史教学模式逐步试点,并渐进推广到哲学系本科的西方哲学史教学实践活动中去,通过对其实际运用效果的反馈和评估不断加以改进和修正,最终能够把这样一种基于问题和原著阅读的西方哲学史教学模式加以普遍推广并形成哲学专业教学和专业教育的基本模式。笔者认为,最终的衡量标准应该着眼于以更完善、更科学的教学模式来推进国内哲学教育特别是西方哲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篇三:西方哲学史论文

西方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

2012053337 马天阳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经典对立围绕知识和如何获得知识的问题展开,主要涉及如下方面:(1)人类知识的根本源泉是什么,是感觉经验还是先天的观念;(2)哪一种知识具有无疑的确实性和真理性,是经验的知识还是理性的知识?(3)通过哪种方法或途径能够有效地获得普遍必然的知识,是经验的归纳法还是理性的演绎法?(4)人的认识能力是否是至上的,它是否囿于一定的范围和界限? 这些问题中都包含着排他的选择,但如果以为只要根据对这些选择的取舍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理性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区分开来,那就失之于简单了。因为这样的区分也许在概念上是明确的,但不完全符合理论的事实,而且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一当我们考虑具体的哲学家,就会发现他们的观点并不像选择答案那样非此即彼截然不同,而是有许多交叉和共同的东西。比如,理性主义者一般并不否认经验是知识的一个来源,也不认为经验知识一概靠不住;经验主义者一般也都承认理性知识比经验知识更可靠,承认在一定范围内理性演绎的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为两派哲学家的区分确定一个严格定性或定量的标准,是很困难的。因此,与其说对前面问题的不同解答提供了这样的标准,不如说它只是描述了一种倾向,就是说,相比较而言,理性主义者更强调和注重与理性相关的问题和方面,经验主义者更强调和注重与经验相关的问题和方面。不过,在这些相关的方方面面中,在关于普遍必然知识的起源问题上双方的分歧是明确的、绝对的。这里普遍必然的知识既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关于世界的存在和本质结构的形而上学知识,而首要的是自然科学知识。理性主义者认为普遍必然知识起源于心中固有或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它们是自明的、无误的,通过对它们的理性推演就可以形成普遍必然知识的体系;经验主义者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普遍必然的知识只有在经验的基础上才可能;他们反对理性主义的天赋观念说,认为人心只是一块“白板”,它的一切材料都是由经验来的,并无所谓的天赋观念。从哲学史上看,普遍必然知识的起源问题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争的关键,把它看作区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水岭和“真正”标准是恰当的,其中关于人心是否是“白板”的争论更具有形象和深刻兼备的典型价值。

经验主义(Empiricism)一种认识论学说,认为人类知识起源于感觉,并以感觉的领会为基础。经验主义诞生于古希腊。距今已有2400余年的历史。期间,它不断地与另外两种学说发生争议:一种学说为天赋论,主张知识属于与生俱来的本性之观念;另一种学说为理性主义,主张唯有理性推理而非经验观察才提供

了最确实的理论知识体系。然而,上述的争议虽然从未中断过,但它们之间的冲突却时而激烈,时而缓和。

作为一个认识论的概念,经验一词主要指与理性认识相区别的一个认识阶段、认识形式,即感性认识。理性主义者将人们对有关事物的见解区分为一般的、易犯错误的信念和永久的、已被证实了的真理性知识,并在其中划出一条深深的鸿沟。他们声称,感觉经验只能产生关于表象世界的意见,由于表象可能使人受到蒙蔽,所以这种得之于观察的经验是不可靠的,无法被确认为知识。鉴于此,理性主义者主张全面放弃感觉,而专注于从理性中寻觅真正的知识。还有一些理性主义者认为,许多知识是生而具有的;学习的实质,就在于通过理性能力对内部潜在的内容作出重新发现。他们指出,在这样一个先验的知识概念系统中,短促和随机的临时性经验必然找不到它的位置。

一方面,理性主义者认为,知识仅仅存在于一个完美的独立世界之中。我们感觉到的世界,只是对于完美的知识世界所隐约透露的神秘影像的复制,这种复制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所以感生认识处在不确定的状态之中,其认识的成果也只是一些摇曳的幻影而已。另一方面,理性主义者也往往轻视实践,贬低科学的价值。由于科学来自观察和感觉世界中作为实践运用的知识,因此理性主义者认为这些基于不确定生知识的科学是片面的,甚至不合天赋理念的观点。在极端的意义上,理性主义者武断地否认了科学的可能性。

在西方,与基督教观念相结合的新柏图式理性主义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直到13世纪,随着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重被发现,理性主义开始走向衰落。尽管由地师承关系,亚里士多德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柏拉图主义的观念,但在本质上,他却是一个经验论者。他认为,人类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即实体,因此需要依靠感觉经验才能实现和完成这种认识。他说过:“那引起感觉的东西是外在的。??要感觉,就必须有被感觉的东西。”这里,亚里士多德以感觉乃至知识、认识依赖于外在客观的信念表明了坚定一致的经验主义主张和朴素浅显的唯物主义倾向。

纵观经验主义的发展历史,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两类学派:温和的经验主义与激进的经验主义。前者认为,所有的意识观念均来源于知觉,但同时也承认意识的机能(诸如记忆、想象和语言的官能)是内在的能力。相比之下,后者的观点则更为激进,公开宣称不仅意念的内容,而且意念的整个过程都不可能存在内部能力,而只能是习得的。

自16世纪起,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争论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再次爆发。F.培根依据实验科学,强调感性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同时,他并没有把人的认识局限在感生经验上,而是承认了理性认识的必要性。他认为只有把感生和理性结

合起来,运用科学实验和客观分析,才能克服认识上的混乱,推动知识的进步。继增根之后,J.洛克通过对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天赋观念论和以G.W.莱布尼茨为代表的理性论的批判,竭力肯定了经验主义的原则。洛克指出,人的适应 是先天就有的,人的心灵本来像是一张白纸,在它上面并没有任何天赋的标记或理念的图式。至于各种观念和知识是怎样写在这张白纸上,进入人的心灵之中的问题,洛克在他的《人类理解论》一书中给出了答案:“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知识归根到底都是导源于经验的。”在具体论证这一原理时,洛克采取了类惟于近代心理学的方式。他把一切知识归结为观念,而一切观念又可被分析为简单观念。他断言,简单观念是不可再分的,是构成知识的固定不变的、最单纯的要素。所有的简单观众念,都来自外部感官或内省,也就是说,都来自外部经验或内部经验。人的心灵处理这些简单观念的能力主要有三种:一是把若干简单观念结合成为一个复合的观念;二是把两个观念(不令是简单观念或复合观念)并列起来加以考察,形成关系观念;三是把一些观念与其他一切同时存在的观念分开,即进行抽样,由此形成一般观念。至此,作为经验主义集大成者,洛克完成了经验主义认识论的体系,从而与理性主义展开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对抗。

激进的经验主义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都可以追溯其起源;不仅没有任何天赋的或先天的命题。激进的经验主义者唯一强调感觉经验而否认理性思维,在他们看来,理性认识是抽象的、间接的认识,思想愈抽象则愈空虚,愈不可靠,愈远离真理。所以,他们持极端唯名论的观点,根本否认抽象,否认有普遍概念和普遍命题。例如,J.S.穆勒认为,逻辑和数学的命题也是从经验中来的,其所以为真理也只是因为它们在经验中总被发现是这样的,因而它们并不是严格意义

对于心理学而言,学者们更倾向于接受经验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这在英7美等国已成为一种逐渐强化的趋势。在这些国家里,经验主义是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根据现代的趋势,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将为天性论与经验论,或者本性与教养这类人们更为熟悉的辩论所替代。然而,在经验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中也并非没有例外。例如,N.乔姆斯基就力图陈述人类语言的句式中有许多属于先天具备的观点,并向行为主义式的经验论发出了挑战。乔姆斯基依据笛卡尔的语言学观点,将语言的基础置于直觉而非待业,并把语言视作一种相对来说未受其他刺激控制影响的逻辑系统。与此相似,J.皮亚杰也提出认知发展的阶段是由逻辑性的方式得以展开,而不是导源于环境的形式,尽管皮亚杰本身并非一个天性论者。总之,个体获得知识的问题还有待于同个体精神领域的全部内容的发生相联系,如此方能完整地揭示其深刻的关系。经验主义对此作出了努力,但是很明显,它的理论不是全部的谜底。

笛卡尔是法国理性主义的奠基人,他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而是理性,这显然是唯心论。但他主张用理性代替盲目信仰,反对宗教权威,则是进步的。他的思想适应十七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需要,对法国文学起的作用比伽桑狄大得多。

自由作为一种理念,是人类的自然愿望。但是对于在文明社会如何实现自由理念的方法论和价值观的不同取向,导致了民主社会和集权社会的分野。这是因为自由的实现首先有赖于制度。早在公元前的古代世界,民主制的古希腊和古罗马与集权制的斯巴达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古希腊和古罗马人都认为他们的法律之所以优于其他国家是因为这些法律"立基于众人的才智,"并且"获益与实际经验的帮助和时间的检验"。而斯巴达人认为自己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其每一部特定的法律的优越,?而是所有这些法律都趋向于由某个个人早先确定的目的。"显然,前者是对自发传统的发展和提炼,本质上是自生的秩序;而后者是基于既定目标的人为构建,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实践。

到了18世纪,自由理论的发展仍然延续了上述的分野。传承了古希腊民主理念的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以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和亚当·福格森为首)一派认为自由的本质是强制的不存在或最小化,并且自由社会的发展是有机的、缓进的和非完全有意识的,即有赖于试错程序。他们强调制度的源起并不在于设计,而在于成功并且存续下来的实践。"被人们认为极有作用的种种制度,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则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发展而形成的结果,"而"不是人为设计或政治智慧的结果"。所以他们被称为经验主义自由传统或英国传统(盎格鲁自由),实际上还包括法国人孟德斯鸠、以及后来的贡斯当和托克维尔。另一派是法国传统(高卢自由),其代表人物以法国启蒙运动的百科全书派和卢梭、重农学派和孔多塞,也包括英国人托马斯·霍布斯和潘恩等人。首先,与英国传统认为"自由的本质是否弃强制"相反,"高卢自由,乃是那种试图在统治中寻求的自由。"认为只有"在追求和获致某一绝对的集体目的的过程中方能实现自由";其次,与英国传统主张由自发秩序和自生传统形成规范制度相反,法国传统主张依靠理性的周全规划去发明和设计这些制度;最后,与英国传统主张通过试错程序来完善自由社会相反,法国传统主张"一种只有强制方能有效的模式"。所以,法国传统又被称为理性主义传统,他们的主张基于这样的假定:"人生来就具有知识的和道德的禀赋,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在组织中寻求最高程度的政治文明,亦即在政府组织做出的最高程度的干预中寻求政治文明。而这种干预是暴政抑或是自由则完全取决于谁是干预者,以及这种干预对哪个阶级有利。"正是理性主义传统衍生了法国大革命的残暴、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暴政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疯狂以及至今仍在打着代表人民的

旗号的形形色色的极权主义政权。而经验主义传统高举天赋人权的大旗,倡导主权在民的自由民主制度,不但为英国宪政的完善和发展提供精神资源,更催生了美国民主政治体制,逐步形成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主流。

西方哲学史论文

为什么同是对自由的追求却产生了大相径庭的结果?分歧的根源在于对自由社会的期许有所不同。理性主义相信"单个个人都倾向于理性行动而且个人生而具有智慧和善。"所以大众完全可以在精心设计和周密策划好的制度框架内,朝着预先设计好的发展目标各自努力,达至各有所得的皆大欢喜。这里所谓理性行动倾向多半是指安分守己;而智慧则表现为各司其职的能力,即统治者有能力设计好发展目标和管理制度、辅助者有能力尽忠职守、劳动者有能力理解规则和领导意图;最后,所谓善就是知足,遵纪守法即实现了自由。这就是集权式民主制(totalitarian democracy)下的自由社会,所以必须依靠强制和暴力的政权工具,以防有人理性不够而将非分之想付诸实施,以防有人智慧不够而不守规矩,以防有人善心泯灭而贪心不足。

相反,经验主义的自由传统认为"人始终具有一些较为原始和凶残的本能,因此人们须通过种种制度对这些本能进行制约和教化。"并且这种制度也是通过不断地引导"具有自私本能的每个个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努力中增进公共利益的实现",得以逐步形成的。作为制度,设立某些禁忌只是手段,目的是确保大众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是使"不良之徒的危害减至最小限度"。在这种制度环境下的自由社会,任何不确定的个人都有寻找、选择和实现自己目标的发展机会。每个人追求个人的目标之所以可能成功,是因为真正的自由行动都必须遵循一般性规则。这是由于我们的行动会直接影响他人,而惟有遵循大家认可的规则才能有效预期他人对自己行动的反映,从而各自调设,或竞争,或合作。

必须指出,在自由社会的一般性规则体系中,道德远比法律更为重要。作为调整人际交往关系的习惯,道德是不言自明的传统信念,是价值观而不是方法论。它不是强制和命令的结果,而是出于自愿和自然。没有道德的规范,就不可能最少地使用强制,即完善的道德规范体系是自由社会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所以在现代文明社会,道德是主导的规范,而法律只是辅助的规范体系。譬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倡导的市场经济机制,就是建立在商业信用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商业信用主要依靠商业道德来运作,相关的法律作为保障只是最后的底线。自由市场的魅力不在于健全的法律体系,而在于以分工与合作为基础的交换和竞争。每个人对于这种可以选择且必须参与的游戏都有共同的规范体系和平等的机遇,惟有智慧和意志的较量,才能决定成功与否。而支持他们参与的信心,正是相信多数人都会遵循作为一般规则的商业道德。

篇四:西方哲学史结课论文

西方哲学史结课论文

一、课程总结

通过这一个学期的学习,我们对于西方近代哲学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然而,单单了解了近代西方哲学的代表人物以及他们的学说恐怕是不够的。既然是学习哲学史,那么就必须要先站在一个宏观的、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近代西方哲学为什么会诞生?近代西方哲学的精神是什么?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变是否有必然性?这些都是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的重要问题。

1、 近代西方哲学的诞生

为什么会出现近代西方哲学?这其实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有很多,大家普遍都赞同的有:“文艺复兴”运动以及“人文主义”的传播的影响,“宗教改革”削弱了罗马教会的人的思想控制等。这些历史背景都极大的促进了人的主体性的觉醒,是人真正开始独立地思考自我与世界的问题。但是,近代西方哲学最重要的特点是理性的精神,但这无论是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还是在宗教改革运动中都没有充分的体现。引用周玄毅老师的说法:“文艺复兴”使人获得了感性的解放,让人“直面本我”。而“宗教改革”使人获得了信仰的解放,让人“直面超我”;那么,作为一个理性的、现实的存在的“自我”呢?而这才是形成西方近代哲学的关键。很明显我们还需要寻找其他原因来进行说明。

我认为,近代西方哲学中体现出的“自我”的精神,其来源有两个:中世纪经院哲学以及近代自然科学。

哲学、宗教、科学,这三者永远都是相互联系,同时又会互相产生影响的人类对世界的三大认识方式。所以,在研究近代哲学的诞生问题时,就不得不关注宗教与科学对其产生的影响。

首先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或许有人会感到疑惑,为什么是中世纪天主教的经院哲学,而不是宗教改革后产生的新教对近代西方的理性精神影响更大呢?这一点是很明显的。首先,宗教改革是一场社会性的运动,其主体是受罗马教会剥削严重的中下层的农民以及刚刚兴起的资产阶级。然而无论是农民还是当时的资产阶级,都是属于文化水平极低的群体。因此,宗教改革更加注重的是人获得宗教信仰的解放,其高举的是“信仰”的旗号而不是“理性”,这从马丁.路德拒斥理性并称其为“娼妓”时便可看得出来;而经院哲学则不同,虽然经院哲学将哲学当做“神学的婢女”,但它十分重视运用哲学的思辨来为基督教义做辩护。其中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逻辑论证对其有重大影响。特别是从托马斯.阿奎那对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中有充分的体现。虽然经院哲学将逻辑论证进行了超验的使用,因此不可能获得任何有效的结果。但这种重视逻辑论证、理论化说明以及理性作用的原则对于近代哲学的启迪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如果没有经院哲学对于人的思维的锻炼,那么无论是近代哲学还是近代自然科学都是不可想象的。

另外,经院哲学不仅仅只是在对理性的重视方面影响了近代哲学的诞生,甚至近代哲学从某种角度上说可以理解为经院哲学的延续。晚期经院哲学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中,唯名论否认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认为共相后于事物﹐只有个别的感性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这种思想可以说是英国经验论的直接思想源泉。而唯实论断言共相本身具有客观实在性﹐共相是先于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

实体﹐共相是个别事物的本质。这就相当于承认了一个先验实体的存在,而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这已经蕴含了大陆唯理论的重要主张。

中世纪经院哲学为近代哲学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方法:理性的逻辑论证。这使得近代哲学理论化与体系化的程度远高于之前的哲学。换句话说,经院哲学为近代哲学提供了“形式”的支持。

其次是近代的自然科学;如果说经院哲学对理性的逻辑论证进行了超验的运用从而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结果的。那么在近代自然科学中,理性就实实在在地发挥出了它巨大的认识世界的威力。从哥白尼的“日心说”一直到牛顿建立的经典力学体系。这不可以不说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飞跃。而其中,西方的理性精神功不可没。

那么,近代自然科学又是怎样启迪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呢?

近代科学与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点,那就是近代自然科学作为实验科学,其研究对象是我们的经验可观察到的现实中的事物,这就使得其理论一旦成立,就给予人们对于现象界一个几乎准确无误的知识,也就使得人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建立在一个不可动摇的知识基础之上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无论是笛卡尔从内在经验出发,得出“我思故我在”的第一原理,还是英国经验论对于日常经验观察的重视,无不有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方法的影子;此外,还值得注意一点的是,近代哲学史伤的众多哲学家同时又是那个时代著名的科学家。“近代自然科学之父”弗朗西斯.培根,解析几何创始人笛卡尔,微积分的发明者莱布尼兹等人就是其中的典范。

近代自然科学为近代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料以及现实的证据。这使得近代哲学的生存土壤十分的肥沃,能为其哲学理论提供丰富的营养。换句话说,近代自然科学为近代哲学提供了“质料”的支持。

2、 近代哲学的精神

相比较于古代哲学中那种极富神秘主义的思想,近代哲学最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的体系性以及逻辑上的严谨性。这就在于近代哲学所推崇的理性精神,无论是经验论哲学所注重的“经验归纳”,还是唯理论哲学注重的“逻辑演绎”,抑或是德国古典哲学所运用到的“辩证法”。其实都是理性的不同的表现形式。而理性精神在近代哲学里贯穿始终,是近代哲学之魂。

不过,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究,近代哲学的理性精神到底是什么?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邓晓芒老师已经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答案,邓老师认为,西方的理性精神可以归结为“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的对立统一,它们分别体现为理性自身的规范性方面和超越性方面。下面就来对“逻各斯精神”与“努斯精神”做一个简单的探讨。

首先是“逻各斯精神”, “逻各斯”这个概念由赫拉克利特引入哲学﹐在他的著作残篇中﹐这个词也具有上述多种含义﹐但他主要是用来说明万物的生灭变化具有一定的尺度﹐虽然它变幻无常﹐但人们能够把握它。在这个意义上﹐逻各斯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提出的关于规律性的哲学范畴;而在近代,所谓的“逻各斯精神”,我认为就是哲学家们相信世界的普遍规律性并且主张依靠人的力量对其进行探索的精神。

除此之外,“逻各斯”不仅仅只是作为一个高于现实并且引领哲学家们进行哲学探索的存在。从某种角度上说,“逻各斯”更代表了一种内在于哲学家们的理论之中的方法论。这就是注重逻辑演绎的运用,对于理论的严谨性的要求以及理

论整体的合理性等等。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内在的要求,西方近代哲学才能够建立起来,代表着近代哲学的规范性。而这,其实也是与整个西方哲学史的线索相联系起来的。

其次是“努斯精神”,“努斯”一词最早由阿拉克萨格拉提出, 阿那克萨戈拉主要是在《论自然》的残篇第12条中谈到努斯的。他认为﹐宇宙万物是由种子构成的﹐但种子本身是不变不动的﹐它由一种外在的力量推动﹐这就是“努斯”。努斯是无限的﹐不和其他事物相混﹐是独立自为的。努斯又是万物中最稀最纯的﹐它对任何事物都能有知识﹐并且具有最强的力量﹐可以支配一切事物;这在近代哲学中就体现为哲学家们对于作为最高级存在的实体确信与探究。

值得注意的是,“努斯”本身所代表的是一种凌驾于现实世界之上、“作为一切原因的原因”的最高实体的范畴(理念、上帝等都可以被看做是“努斯精神”的体现)。因此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超越性。这种超越不仅仅可以体现为对现象界的超越(如近代哲学那样找寻现象界背后的认识原因),甚至可以体现为对于理性本身的超越。这在黑格尔哲学将理性发挥到极致,同时也使得理性成为里一个封闭的理论系统中的东西之后就有充分的体现。当人们发现理性也有其极限时,对其的超越也就难免了。所以,“努斯精神”不仅仅是近代哲学的一个基石(没有对最高实体的设定就不可能得出任何有效的理论),更是西方近代哲学演化成为现代哲学的一大诱因。

3、 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变

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即所谓的“西方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变”。这一历史现象也是众多哲学史家十分关注的问题。为什么西方哲学会出现这么一种变化。在此谈谈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一些看法。

要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现代哲学与近代哲学的不同之处。西方现代哲学虽然流派杂多,理论各异,不过同西方近代哲学相比,西方现代哲学有两个明显的不同(或者说是区别于近代哲学的标志)。一是它具有明显的“非理性主义”的倾向,二是它具有明显的“拒斥形而上学”的倾向,而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

首先是“非理性主义”的倾向;之前我们提到过,在西方近代哲学的理性精神里面就有着“努斯精神”这样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方面。也就是说,“非理性”的因素本身是蕴含于理性之中的。只是在一个恰当的时刻(黑格尔将理性发挥到了极致之后)蜕化而出,并与“理性”产生了对立。所以,“非理性”并不是“无理性”,相反它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西方现代的哲学家们在进行理论建设时,对理论严谨性和逻辑性的要求与近代哲学家相比毫不含糊(甚至在对语言的运用上更加严苛),这就是理性精神的体现。 但是,“非理性主义”要是没有对于“理性主义”的否定,那它也就不能被称作“非理性主义”了。那么它到底否定了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中的什么呢?它否定的是近代哲学进行形而上学体系建构的努力,也就是现代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特点。而这与现代哲学是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发展起来的这一历史事实密切相关: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体系里,理性以“绝对精神”的形式出现,成为了一切存在的本质,成为了统领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也使得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成为了一

个完全封闭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理性排斥了一切其他的非理性因素,同时也作茧自缚,使自己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活力。在黑格尔那里,近代哲学所推崇的“理性精神”已经丧失了生命力与任何可能性。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西方现代的哲学家们只能绕过近代传统的形而上学,为他们的哲学开辟新的道路,而这就使得“非理性主义”异军突起,成为了西方现代哲学的主流。

那么,对于西方哲学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变的原因,有两条思路是我们值得考虑的,一是从整个西方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来看,二是从时代的变迁与科学的发展这一角度来看。

首先,如果我们站在“西方哲学史”这一宏观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难看出西方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变是一个有规律的必然;在西方的语境之下,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无外乎是两个,一个是与我们人分离了的纯粹客观的世界,另一个就是具有认识能力,拥有理性的人。在古代,哲学是作为人类一切知识的源头而出现的,此时其探索的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客观世界,即本体论问题。所以,西方古代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世界是什么”。在近代,科学已经以经验科学的形式从哲学中脱离出来,通过科学,人们对世界已经有了一定的知识,而这时的哲学是作为人类知识的根基而存在的,其探索的是主体如何认识客观世界,即认识论问题。所以,西方近代哲学的主要问题“人如何认识世界”。到了现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已经十分发达,同时社会科学也已经诞生同时发展迅速,客观世界在科学的解释下已经近乎完满。而这时,哲学的研究对象转向了人本身,其探索的是人的生命以及体验。所以,西方现代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人,是如何生存着的”。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它的主要方面,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哲学从最初的对于整个世界的探索到最后回归于对人本身的思考,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所以,西方现代哲学的出现,是整个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次,我们还需要考察一下西方现代哲学诞生的特定的时代特征。西方现代哲学诞生于19世纪后半叶,而这个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由于科技的进步,一切自然与社会问题貌似都可以有一个现实的答案,这就直接导致了西方哲学传统中对抽象思维兴趣的消退。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于世界的思辨地理解逐渐消失,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一个实在的自然与社会。而近代哲学中那个理性的抽象主体也由实实在在具体地人所代替。同时,社会分工以及学科分类也越来越细,无数旁支学科如雨后春笋般从主体学科中演化出来,人的知识系统变得越来越庞大,同时也越来越精细;这就是现代哲学诞生的历史背景。

从中我们已经不难看出为什么西方现代哲学所具有与近代哲学如此不同的特点的原因了。由于现代西方科技的发展,哲学的研究领域转向了人的存在本身。同时由于西方传统的哲学语境在现代也失去了其赖以生长的土壤,所以西方现代哲学表现出了对于形而上学传统的拒斥,选择了“非理性主义”的方向。同时,科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以及学科分类的不断精细,也使得构建起一整套完整的哲学体系不再可能。现代哲学本身也产生了分化,众多旁支学科(如伦理学、政治哲学、语言哲学等)有了自己的独立的研究领域。哲学研究的问题也逐渐细化,而不同分支之间也很难产生交流。而西方现代哲学的这些特性,可以说也是被它所属的这个时代所

决定了的。

除此之外,西方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变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不过,无论如何,西方哲学在现代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事实无可争议。并且不可能再重新拥有近代的哲学语境了。

(一)经验论哲学

经验论哲学产生于17世纪的英国,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哲学的开端。经验论哲学经历了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等主要代表人物。影响了“自然神论思想的发展”。

1、霍布斯

霍布斯是经验论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的社会契约论、君权民授论和天赋权力论奠定了西方近代政治哲学的基础。

在霍布斯看来,人在“自然状态”下受着自然权利和利己之心的影响,因此会为了保存自身而不择手段。而霍布斯由此推出了自然法的两条原则:“用一切手段追求和平与自保”和“为了和平与自保宁愿放弃一切权利”。最后这种自然法原则达成了社会契约,人民自愿与“第三者”立约让渡一切权利以求自保,使得国家这个“利维坦”的诞生。

霍布斯的观点是一种“绝对君权”论,但这种理论却又是建立在“君权民授”的基础之上的,这就直接与“君权神授”的观点针锋相对,在国家理论方面引发了一场革命。

2、休谟

休谟是经验论的最后一位代表。他将经验论的思路贯彻到底,并最终使其走向了怀疑论,不仅使经验论走向了终结,同时也给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与宗教信仰造成了致命打击。

在《人性论》中,休谟首先规定了知觉的形式:印象与观念,认为观念是印象的摹本。在此基础之上,休谟认为,“我们的观念超不出我们的经验,经验是一切知识的绝对界限”,物质实体只是简单观念通过想象的集合体,而精神实体也只不过是我们主观的杜撰罢了。

休谟不仅怀疑“实体”的存在,同时也怀疑“因果”的存在;他认为所谓因果联系,只是对事物间恒常出现的先后关系和接近关系的一种习惯联想或心理错觉。所谓因果现象也只是感觉到的经验的一种“会合”。

休谟的思想对哲学独断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并且直接启发了康德,间接推动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诞生。

(二)唯理论哲学

同英国经验论相对,欧洲大陆近代哲学则是以唯理论为开端。唯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兹。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有重要影响。

1、笛卡尔

从某种角度上说,笛卡尔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哲学的开创者。他的哲学真正标志着西方世界人的主体性的觉醒。

首先,笛卡尔确立了“普遍怀疑”的哲学方法论,即通过怀疑来寻求一个无可置疑的依据,并以此来构建起整个人的知识体系。